北京交通广播103.9听天下9月15日报道“想在开国大典搞空袭？咱的人防工作者决不允许！”

  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很多人对“人防”这个概念已经不太熟悉了。

然而，在七十多年前，咱们国家的防空形势曾经非常严峻，您要是有机会，可以向宁波、上海、北京的老人们打听打听，没准他们还能跟您说起童年时代被战斗机不断袭扰的往事。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得从解放战争后期说起，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三年解放战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几乎败光了所有陆军，海军也有近三分之一的损失，到1949年，蒋家王朝眼瞅着日薄西山，但蒋介石手里还有一张牌，那就是空军。

当时，咱们中华大地上的战争主要还是陆地战，所以三年解放战争下来，蒋介石的空军没受到多大打击，仍然有令人咋舌的五万兵力，这五万空军装备清一色的美式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新中国的领空产生了严重威胁。

而人民解放军这边呢，飞机要么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要么是从日本人手上缴获的，满打满算也就八十来架。

红军时期的“列宁号”飞机

而且您想想也知道，战场上缴获的飞机，“缺胳膊少腿”都是常事。八十架飞机修修补补，只有不到三十架还能投入作战。

早几年咱们在东北开航校培养飞行员，那些缴获来的飞机上连安全带都没有，只能用麻绳将飞行员们捆在座椅上训练。

飞机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机务人员就在跑道上等着，前一架飞机一着陆，机务人员就立即冲上去呼哧呼哧一顿拆，把还带着余温的飞机轮胎和螺旋桨装到下一架飞机上使用。

螺旋桨都是几架飞机共用一套

咱们当时甚至都拿不出给飞机轮胎充气的设备，日常养护的时候，全靠机务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一下一下给飞机轮胎打气。

航校地勤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为飞机轮胎打气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到了开国大典前夕，咱们国家愣是培养出了一百多名空地勤人员。然而，面对五万人的国民党空军，双方实力差距只能用“悬殊”二字来形容。

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败退的过程中，也在利用空军优势对解放区发动空袭，他们都犯下了怎样的罪行？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6架B-24型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直奔北京南苑机场上空，30枚炸弹呼啸着落下，南苑机场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

新中国诞生前的南苑机场，

我军建起首支担负作战任务的驱逐机中队

这场空袭不仅让清朝末年就投入使用的南苑机场陷入瘫痪，还毁伤了4架飞机，炸毁房屋196间，更造成了死伤24人的惨剧。

这件事让北平、也就是今天北京的防空形势愈发严峻，更给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蒙上了一层阴影；

要知道，南苑机场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十三公里，二战时期，普通螺旋桨战斗机的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700公里。

既然他们能炸到南苑，也就意味着分分钟可以打到天安门，要是开国大典的时候敌人搞空袭怎么办？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可焦虑坏了。

为了预防空袭，开国大典筹备时，华北军区和保卫部门的同志都建议：阅兵取消飞行队项目，让咱们的飞行员准备应对空袭。

到1949年9月中旬，开国大典进行了一次预演，因为前面说的这些情况，这次预演就没有飞行队参加。

等预演结束，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大伙儿却没有回家休息，相反，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中主持开了一个会议，主要就两个议题：第一是预演中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空军飞行队要不要参加阅兵。

经过讨论，不少同志都认为，咱国家有海陆空三军，开国大典上阅兵，三军只阅两军，似乎说不过去。

即便飞行队少用几架飞机，开国大典的时候，有空军从天安门上空飞过，让各界民主人士和群众看见，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最终，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

周恩来：“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不参加不可以！所有参阅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部队以海军两大排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一万六千四百人，由东向西行进。空军十七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行受阅。

这话一说出来，飞行队参加开国大典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于是，在领导们离开后，负责保卫的同志们继续开会，这才有了咱们开头音频小剧场的那一幕，时任华北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向大伙举荐了张鼎中同志。

保卫干部的人选定下来后，参加会议的一众人非但没觉得轻松，还颇有一种“压力山大”的感觉。这任务可太重了！

老蒋要是以空袭破坏开国大典，用膝盖想也知道，首要目标肯定是天安门。10月1号那天，毛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齐聚天安门城楼，南苑机场惨案才过去几个月，要真有一颗炸弹落在天安门，那还了得？

时间紧、任务重。张鼎中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假设了很多情况。其中也包括了加强内部防范。

大概一年多以前，毛主席的住处就遭到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其中肯定是缺不了潜伏的特务从中策应的，可在开国大典之前，这个案子还没破。张鼎中回忆说：那段时间，只要别人一提飞机，我头皮都发麻。

在巨大的压力下，十几天过去了，转眼间就到了开国大典的正日子。

1949年10月1日上午10点，三十万群众陆陆续续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时不时就能听见不同地方来的群众互相打听：“大典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下午三点，伴随着东方红乐曲的响起，开国大典正式拉开帷幕。

诶？为什么开国大典要选在下午三点？这不是叫早早到来的群众干等了五六个小时吗？其实，这正是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的一环。

先跟大家说个冷知识：很多朋友会认为，开国大典的时候，大陆基本上已经解放了。实际上并不是。

在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咱们版图上的福建、广东等地仍然掌握在蒋介石手上，国民党反动派甚至把广州定为了自己的“临时首都”，做着卷土重来的春秋大梦。

据说蒋介石在广州听说新中国10月1日成立的消息后，用咱今天的话说，那叫一个“无能狂怒”。他立刻把特务头子毛人凤找来，叫嚣着说：“10月1日我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

诶！这就是咱们把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点的原因！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发现：国民党飞机空袭解放区，一般都是在上午行动，而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段，无论飞机从国民党控制的哪个机场起飞来北京，都没法在天黑之前返回机场。

而七十多年前不比今天，飞机的夜航和导航技术都不成熟，国民党飞行员也没本事摸黑把飞机安全开回去。所以，开国大典三点开始，算是保卫干部们给开国大典设置的第一道防线。

除了卡时间，大典之前，军委航空局还特地在江苏、徐州等地布置了航空观察哨。观察哨里的战士的主要任务就是：望天。

一旦发现天上有敌机飞过，他们立即会把架次、飞行方向报告北京，方便下一步行动。这些观察哨，就是开国大典的外围防线。

那要是真发现了敌机、光报告肯定是不够的，咱们要如何拦截呢？为了把好拦截这一关，北京四周都布置了高射炮，人民解放军还组织了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

敌机不来则已，要是敢来，立即就是一轮高射炮招呼。要是有敌机侥幸躲过高射炮，等待它的也是咱们战斗机群的火力打击。

到了这一步，张鼎中他们还觉得不保险。

大伙又做了一个假设：假如真有这样“老奸巨猾”的敌机，高射炮、作战机群都没拦住，让它飞进了北京城，咱们该如何对敌？

为了这个概率可能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的假设，保卫人员不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楼顶设置了航空指挥台和防空电台，还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人民空军机群里，有四架战斗机装满了弹药！

这在世界阅兵史上可是头一遭，毕竟阅兵式这么大的事儿，万一驾驶飞机的人有歪心眼，或者飞机突然出了故障一头栽下去，装满弹药和不装弹药的杀伤力不可同日而语。

但也恰恰是为了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让受检阅的飞机队能立马变身战斗机去迎敌，保卫人员才做出了这么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咱们今天说起来轻松，但在当时，所有参与检阅的飞行员都立下了堪称悲壮的“绝密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除了设置这些由内而外的层层拦截，张鼎中他们还有一项绝密的防空行动，这是开国大典防空的最后一道防线，直到几十年后才被透露。这是怎样的行动呢？

进行完前面的种种安排后，保卫人员们依然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所有拦截全部失效，敌机最终飞临天安门上空。

为了保护天安门上下的领导人和群众，张鼎中他们秘密安排了四门高射炮。从天安门进去到端门前面，不是有一片广场吗？四门高射炮当时就放在广场靠西的位置，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进行伪装。

张鼎中和另外两名同志事先商议好，他们到时分别站在高炮阵地、天安门城楼的东北角和天安门城楼下的东南角。

考虑到当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情形，估计喊话听不见，他们便用小红旗进行联络，没有多余的口令，只要三人举旗，四门高射炮立即同时开火。

做了这么多周密准备后，终于到了开国大典的这一天。

张鼎中自己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各民主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广场上欢呼声一浪一浪地传过来，我这颗心啊，跳得厉害！想想自己跟着党南征北战12年能活下来，还能参加开国大典，当时真想大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啊！

可是，由于有任务在身，张鼎中什么都不能做。整个检阅和游行的过程在张鼎中的回忆里只有声音：装甲兵、炮兵、伞兵、骑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鼓掌声和欢呼声，空中飞机方队的隆隆声，而张鼎中的眼睛始终聚焦天安门城楼下的那杆小红旗，生怕错过同事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晚上十点，随着五彩的礼花升上夜空，开国大典徐徐落下帷幕。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夜景。

这一天，诗人胡风在日记里写道：

“时间开始了！”

据说，在这一天，蒋介石也在广州驻地，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考虑到轰炸北京的话，会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蒋介石“要听到爆炸声”的命令最终没有得到执行。开国大典平安结束了。而对于新中国第一代人民防空工作者来说，平安就是胜利！